手机“扫黄”的本质
2009年，3G吵得沸沸扬扬，手机上网越来越普遍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服务越来越多，在人们享受和畅想3G为生活带来的精彩的时候，2009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手机“扫黄”运动在全国铺开。全国“拔黄毒、净手机”的行动在2010年将达到高潮。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2003年底到2004年由“博客”发起的互联网扫黄运动，当时也正值“博客”刚刚开始，一场由博客网站发起的网络扫黄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波澜。
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，新业务的拓展，似乎都以“色情”为排头兵。2003年博客的发展、2005年播客(视频分享)的发展、2007年WEB2.0的发展、2009年3G的发展，每一次新技术的扩散，都或多或少地要以“色情”为先锋；网络聊天、网络文学、网络游戏、网络交友、网络视频、网络社区，互联网的每一块应用和服务也都难逃“色情”的陷阱。这不仅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实，也是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潜规律之一，美国网络立法的历史就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规范网络传播色情内容，美国较早关于互联网的司法判例也是关于网络色情的。
世界难题
世界范围内针对网络的“扫黄”也一直未间断过，只是由于各国对于“色情”问题的传统和管制实践的差异，在网络“扫黄”的行动上表现各异罢了。我国就网络“色情”的整治也不是头一次，只是这次治理的重点是手机这个越来越重要的互联网接入终端而已，而且手机也确实成为当前较需要打扫的“黄”端。
对手机色情进行专项治理，并不是说手机色情只是现在才有，而是手机传播色情愈演愈烈，而且影响越来越广泛。在手机作为互联网浏览终端越来越普及、越来越重要的时候，在我国3G业务和服务即将更加全面地铺开之时，来一次全国性的手机“扫黄”运动尤为重要，也是2009年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的一个重头戏。在一个产业即将蓬勃发展之初，对其进行规范，以免误入歧途，意义非凡，显现出我国互联网“扫黄”运动经验总结的精华。
虽然手机“扫黄”只是互联网“扫黄”的延伸，但是由于手机终端的众多特殊性，以及我国手机及其服务产业的特征，手机“黄毒”似乎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公愤，手机“扫黄”行动也更为人们所关注。因此，有关部门迅速将专项治理的时间延长至年底。花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手机“黄毒”的专项治理，可以说是近些年来互联网“扫黄”中较坚决的行动。
有人认为手机“扫黄”较怕“认真”二字，虽然道出了其中的真谛，但是如何“认真”法，怎么“认真”才有效，什么才是真正的“认真”，却也值得深思。自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世界各国都为治理互联网色情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，现在总结回顾其中的可鉴之处，还是很有价值的。
立法及时跟进
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世界范围内互联网传播领域的规范和管制日益加强。除了在原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、电信(或网络)传播法等基本法规中增加有关网络色情方面的规范和补充外，很多国家针对网络色情还出台了专门的法律。比较典型的有：美国1996年国会通过的《通信内容端正法》，1998年制定的《儿童在线保护法》，1999年国会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的《未成年人网络隐私规则》，2001年制定的《儿童互联网保护法》；德国1997年制定的《信息和通讯服务规范法》简称《多媒体法》；新加坡1996年制定的《网络行为法》；日本2003年实施的《交友类网站限制法》，2009年4月开始实施的《不良网站对策法》。这些法律对于网络色情有严格的限制，有具体的处罚及惩治办法。日本较新实施的《不良网站对策法》直接对未成年人手机使用进行管制，要求未满18岁的手机签约者自动接受过滤服务。
法律与技术并重
互联网色情之所以需要单独地规范和治理，是因为互联网色情及其传播有其独特之处。对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强烈依赖，既是其疯狂蔓延的原因之一，也是其治理的突破口之一。因此各国都积极探索通过技术途径阻止互联网色情传播的途径，分级与过滤是当前较多采用的方法。
按年龄区分不同的内容是较简单的分级方法。对于色情而言，一般以18岁为较基本的分界线。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细致，他们在年龄分级上可以划分5到7个级别。实际上分级制还可以有更多的角度和标准，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和层级结构设计，比如在美国有内容分级(软色情与硬色情)、受众分级(成人与儿童)、控制分层(代码层、物理层、内容层)。细致的分级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，针对不同的层级设计不同的控制策略。
过滤和屏蔽是较基本的技术控制法。可以通过在终端设备上直接增加硬件或者添加软件的方法，进行内容的过滤和屏蔽。软件由于好嵌入、易扩展等优势被更多的采用。对于硬件而言，可以是制造商直接完成，也可以由销售商根据出售对象后加。软件的方法，可以由不同层级的监管部门和重要的内容或服务提供商来实施，也可以在用户使用的终端设备上由个人使用者加载。各国政府及大的软件销售商都有此方面的研究和投入，比如微软曾投入700万美元开发的CET(儿童色情追踪系统)系统，免费向各国政府提供。
自律与他律结合
除了政府的法律规制外，互联网业界也以各种途径实施自律。这方面以英国较为突出，在当前英国的互联网管理中占主导。英国互联网行业成立了专门的自律监管机构――互联网监视基金会IWF(Internet Watch Fundation)，IWF由独立董事会管理，不受英国政府的管制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，制定了协议形式的行业规范，并与政府部门间通力合作。IWF和英国内政部、贸工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等之间经常进行协调合作，并且还与刑法政策单位和高技术罪行部门联系紧密。
1996年英国还专门制定了国际上较早个网络监管的行业性法规――《3R安全规则》为行业自律规范。这里的“3R”分别代表：分级认定、举报告发、承担责任。该规则旨在从网络上消除儿童色情内容和其他有害信息，对提供网络服务的机构、终端用户和编发信息的网络新闻组，尤其对网络提供者作了明确的职责分工。搜索网络上的儿童色情内容是IWF的重要任务之一，他们还开通网络热线，接待公众投诉，通过内容分类标注技术，鼓励用户自行选择需要的网络内容，协助政府部门进行网络教育、媒介素养等培训。
而且IWF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，英国的实践证明自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自律比国家立法更有效。
政府主导
无论何种方式的规制和监管，各国政府都是其中的主导力量。政府在打击网络色情方面发挥着较重要的作用。不仅成立了相关的部门，而且还进行多项的专门研究和治理，对于家长和儿童也提供各方面的培训和教育。比如：美国司法部成立了打击儿童网络犯罪特种部队，联邦调查局专门立项辨认网上发布的儿童色情图像，联邦政府专门设置.kids域名，保护儿童免受色情骚扰。英国内政部于2000年设立了儿童网络保护特别工作组。德国、日本等都成立了“网络巡警”。
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放在首位
就世界范围来看，网络扫黄的重点都是放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上，因此立法也好、监管也好、培训也好，都把避免儿童(青少年)受网络色情的骚扰放在首位。而且美国因此不惜牺牲言论自由，很多的判例为了保护儿童免受色情等内容的伤害，要求成年人必须放弃宪法较早修正案中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。比如美国较高法院的三个典型案例――1997年的Reno v. ACLU， 521 U.S. 844 (The CDA Case)，2002年的Ashcroft v. Free Speech Coalition， 122 S.Ct. 1389 (The CPPA Case)和2003年的Ashcroft v. ACLU， 122 S.Ct. 1700 (The COPA Case) 均把儿童的权益放在比言论自由权更重要的位置。这对于海洋法系的美国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。
色情是复杂的，“扫黄”也没那么简单。但是只有不断地实践，不断地总结，才能更好的、更彻底的“扫”。外国的经验固然重要，但是只有结合中国的国情、考虑中国的文化，才能探索出有效的长效机制。
(杨斌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